如果现在问一声中国的“锂都”在哪儿，可能会有七八个城市答应。

正如传统能源曾造就了一批煤炭城市、石油城市，如今新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在重塑地方产业结构。“家里有矿”的城市一呼百应，绿电富集的城市也逐渐成为新星。如果非常幸运地招引到龙头入驻，一众供应商都会纷至沓来。要么靠近资源、要么靠近市场，嗅觉灵敏的锂电制造业正在进行一次新的产业迁移。

地方政府在竞赛机制下一拥而上，是否会重蹈“造车热”的覆辙？下游市场的成熟度相比往年已经发生质变，但中游材料产能过剩的风险也近在眼前。地方政府需要看得准、下手快，才能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中押中宝贝。

招商利器“锂”和“电”

家底殷实，招商自然底气十足，这尤其体现在锂资源上。

国内锂资源主要集中在青海、四川、江西等地。其中青海以盐湖为主，储量和产量均居前列，但位置相对偏远，工业基础薄弱。四川和江西均以矿石为主，论储量，四川已探明的锂矿资源占全国的57%，居全国之首；论开采程度，江西2021年锂产量是5.4万吨LCE，相比四川的1.4万吨LCE更胜一筹。

手握全球最大的锂云母矿，江西宜春在近两年相继引入宁德时代、国轩高科、比亚迪等巨头。据宜春日报，谈下比亚迪285亿元的锂电项目投资，当地政府仅用了64天。目前宜春锂电产业链拥有规模以上企业100家，总投资额超过1200亿元。四川遂宁毗邻马尔康等重要矿区，承接了川西的锂矿加工产业，有龙头公司天齐锂业坐镇，全市60余个锂电项目总投资额600亿元以上。

这类城市虹吸了大量优质招商标的，让同省份的其他地市颇为羡慕。在毗邻宜春的某市，一位政府招商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没办法和宜春比矿产，宁德时代这些巨头落户宜春之后，基本不会考虑在同省内其他城市布局了，“我们市长还让自然资源局局长再去勘探一下，看看和宜春接壤的地方还有没有矿。”

没有锂矿的城市怎么办？充足的绿电也是富有吸引力的招商资源。一方面，便宜的电价意味着更低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绿电能够打开出口销路，满足欧洲等地对碳排放的溯源要求。

凭借绿电等优势，四川宜宾的特产不再只有白酒五粮液，还有宁德时代的全球首座电池零碳工厂。据宁德时代介绍，这座工厂80%以上能源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水电，每年可减少40万吨碳排放。

四川还有不少“小而美”的地方打出绿电招牌，招引产业链上的“电老虎”环节。雅安市天全县依托100万千瓦的水电资源，规划负极材料产能40万吨，号称全国以县级为单位最大的负极生产基地。

负极材料上游工序石墨化耗电量巨大，单吨耗电量达1.4-1.6万度电，电费成本占比超6成。一位石墨化厂商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四川工业用电价格基本在0.3-0.4元/度电，相比东部城市便宜一半，“如果没有便宜的电价，我们这个生意基本没什么可做的。”

即便没有四川的天赋异禀，一些城市还是依靠后天努力创造出了绿电资源。例如山东济宁，传统煤业留下大面积的采煤塌陷区，当地以“渔光互补”模式加以治理，将塌陷区改造为鱼塘，上面铺设光伏板发电。

宁德时代今年7月与山东省政府签约，在济宁投资140亿元建设电池项目。一位济宁地区政府招商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济宁统筹了全市的光伏建设项目，将来满足生产外的多余电量还能并网，这是招引宁德时代的重要资源之一。此外，济宁辖内的京杭大运河还可以服务于宁德时代的电动船舶试点项目。

产业扎堆稀释资源优势

在市场发育不完善时贴紧市场，在生产资源紧缺时奔向资源。制造业的内生规律主导了锂电产业近些年的两次迁移。

十年前，中国锂电产业重镇集中在河南、天津等地，借助军转民的电池技术，以中创新航、天津力神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占据行业潮头。但多数企业在配套数量的竞争中逐渐衰落，中创新航则在2015年将总部迁往区位优势更突出的江苏常州，辐射长三角的诸多整车厂。

此外，广东省也聚集了大量消费电池企业，如比亚迪、欣旺达以及宁德时代的前身东莞新能源（ATL），随新能源车市场崛起而转向动力电池领域。但受限于土地和用工成本等因素，广东省的竞争力也有所减弱，不少企业将制造基地向外迁移。

现在的锂电产业链已经不必过于担心下游市场，生产要素才是头等大事。眼下新一轮招商热潮明显围绕资源展开。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也由此判断，国内动力电池产业链发展的趋势一定是向西部转移，特别是四川。

然而，资源导向的另一面是，资源总是有限的，产业链扎堆容易很快稀释掉这种优势。

“宜春优质的锂矿都已经名花有主了，基本分配给了国资企业或者头部企业。未探明的储量还有空间，探矿公司都在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有些矿区覆盖村庄，或者在生态红线范围内，因此勘探和开采需要很长时间。另外，碳酸锂冶炼需要化工用地的批条，现在当地也在收紧，除非大企业，很难拿到新指标。”一位熟悉宜春锂矿的人士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四川能耗指标的审查也日渐严格，负极石墨化环节对此尤为敏感。鑫椤资讯分析师程玲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去年内蒙古限电曾导致许多石墨化企业转移到四川，但四川能耗指标也卡住了，大家又开始向云南、贵州等地转移，产业一旦过于集中就不免受到阻碍。

今年夏季川渝地区大规模限电，又给当地电力资源优势蒙上一层不确定性。“实际上前两年就有用电紧张的苗头，一到夏天工业供电就不稳定，只是今年影响规模大才显露出来。一旦限电就直接威胁到我们生存，因为窑炉停机一次需要长时间产能爬坡，损失很大。”一位在四川设厂的负极厂商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下一步公司可能考虑去新疆建厂。

围绕在产业龙头身边

除了向富集资源处“扎堆”，另一个明显趋势是跟随大客户脚步。正因如此，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列表中，“链主”企业排在绝对优先级，难度系数相应也是最高。

“我们谈下宁德时代用了一年多时间，中间因为疫情耽误很久。后面签约细节基本都谈好了，宁德时代先官宣了和洛阳的签约消息，当时我们领导心里都冰凉冰凉的，担心签不下来。”上述济宁地区政府招商人士表示。

如果没有稀缺资源，仅靠零地价和设备补贴远不足以让龙头驻足。河南焦作政府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焦作很早就开始联系比亚迪和宁德时代，但前者没有谈下来，后者根本就“没有联系到人”。

因此，当地招商策略从“招链主”转变为“补链条”。在多氟多、龙佰集团等公司的基础上，焦作生产的电池材料已经能够覆盖正极、负极和电解液三大主材，唯一的空白是隔膜，这也成为接下来的招商重点。“我们希望发挥大化工的优势，给头部企业做好配套。”当地政府人士称。

而一旦龙头入驻，招商工作就容易很多。上述济宁地区政府招商人士对此有切身感受：“在签下宁德时代之前，都是我们去找供应商；签约完成后，供应商都主动跑来找我们。宁德时代落地后一到两年是招商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主要工作精力都会放在这一块。”

对于招引供应商的标准，上述济宁地区政府招商人士表示，最好是宁德时代的一级供应商，不然落地后供应不进去就比较麻烦，至于具体生产什么材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地少、附加值高。

具体承接落地工作的是济宁市兖州区，区委书记王庆在专项会议上发言恳切：全区各级要把宁德时代项目作为“一号工程”，举全区之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真正做到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

不过，并非所有供应商都愿意跟着龙头到处跑。一家电池零配件公司供应商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宁德时代邀请公司一同去宜宾建厂，公司几乎不用拿钱去，当地政府免地价，一期厂房补贴几乎能覆盖建设成本，但公司最终选择放弃这一机会。

“投资建厂对资金和人手的要求很高，去了也只是拥有配套机会，并不能保障订单。宜宾锂电产业刚刚发展起来，过去的企业基本倚重宁德时代一家大客户，现在宁德时代稳坐第一，但将来也有订单下滑的风险。我们更倾向于把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把产能尽可能辐射到更多客户。”上述电池零配件公司负责人称。

锂电招商还会不会“翻车”？

眼下的锂电招商热潮让人不禁想起前些年的造车热。

新能源汽车起步时期享受较高补贴，市场上雨后春笋般涌现数十家“造车新势力”，地方政府也一拥而上、一掷千金，不少车企背后都有地方国资的身影。现如今有合肥“风投”蔚来、上海“牵手”特斯拉这样的成功案例，但光芒背后是竞争出局的一地鸡毛。

就连现在风头正盛的宜宾，也曾经在造车项目上“翻车”。

2017年，宜宾国资委旗下的宜宾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0.5%）和五粮液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普什集团（0.5%）宣布，双方共同购买奇瑞汽车旗下凯翼汽车51%股权。不过，凯翼汽车始终没有打开销量，在当下新能源车的狂欢中显得默默无闻。

现在，政策限制已经为新能源车产能扩张戴上“紧箍”。整车企业在现有基地达到合理规模之前，不能再新增产能布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曾公开表示，鼓励重点企业在全国要统筹布局，不能遍地开花。

正因如此，上一轮投资中留下来的生产资质也暂时没有用武之地。上述江西省某市级政府招商人士表示，当地有一处具备新能源车项目等待重组，已经和多家车企谈过合作，但有意向的车企受限于上述扩产规定而不能接盘。

从发展阶段来看，这轮锂电招商与早期造车热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多位招商人士看来，新能源车前期依赖政府补贴，但现在已经步入靠市场驱动的阶段。并且产业链也经历过一轮洗牌，留下了的企业质量更高，头部企业也较为集中。因此锂电产业现在属于风险较低而收益巨大的成熟产业。

但当产业逐渐步入成熟期，同时也意味着赛道愈发拥挤，红利慢慢退去。尤其在中游环节，目前厂商公开的电池材料扩产规划已经远远超出市场需求，磷酸铁锂、电解液等材料的供过于求近在眼前。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了解到，某省份今年上半年已经在内部发函提醒，请各地对锂电项目落地保持谨慎态度。

对于将来锂电领域产能过剩的风险，大多数受访的政府人士都有所觉察，但也纷纷表示现在市场空间还很大，所以更需要抢时间抓机会。

市场失灵就在于这种个体理性汇集成的集体非理性。上述电池零部件厂商负责人表示，现在有很多外行想要跨界进来，转型中往往不惜代价，如果背后有地方政府参与，可能会加剧跨界行为。跨界者跻身现有客户通常需要做出让步，比如降价，这就会破坏赛道里的规则。

“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地方政府和大客户。”上述电池零部件厂商负责人表示，招更多的企业过来，大客户乐见其成，因为议价权提高了，供货风险降低了；地方政府广泛投资，东方不亮西方亮。但这些企业就惨了，最后一定会有几家死掉。

地方政府的招商偏好还会间接加剧上下游供需错配。安泰科首席专家徐爱东在近期一场论坛上表示，去年国内锂盐、正极材料、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的产量增速分别是60%、97%、163%、160%，越往下游越快，“我们梳理了青海和宜春等地的规划，发现从电池材料开始都被视为高端制造业，是各个地方招商引资的香饽饽，且建设周期更快，上下游增速不匹配导致锂价快速上涨。”

为了规避自身风险，地方政府通常会和企业签署对赌协议，让“羊毛出在羊身上”。综合多地政府人士经验，招商优惠政策基本一事一议，根据不同产业发展周期和企业情况，测算将来的税收贡献，反过来制定补贴或税收返还政策，也会对企业建厂速度、投产时间提出要求，避免企业囤地行为。如果企业某年税收不达标，可能无法解锁下一阶段的优惠政策。

同时，技术路线和市场趋势快速变换，产业变革潜藏新的机会。“跟在别人身后跑是不行的，我们更喜欢找一些新技术方向，比如固态电池、钒电池都有在看。但新技术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地方不一定能够承受。这就像押宝一样，一旦没有押好，就会前功尽弃。”上述江西省某市级政府招商人士称。（责编：张骞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