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有望在近期印发实施。这是继1962年出台《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后我国再次对种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被业内视为中国种业的第三次系统性改革升级。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的落地，在今年以来个别地区遭受
同时，以A股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头部种业企业担纲本轮种业振兴行动排头兵的预期也在快速升温，部分种企育种能力得到快速提升。有企业人士对记者分析指出，除了自主创新外，并购整合也是种业振兴重大战略方向，只有打造民族种业航母，才能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多地加码种业振兴
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提出了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升、市场净化等行动，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中信农业总经理、隆平高科董事长毛长青认为，从去年底提出种业翻身仗、今年提出种业振兴行动来看，中国种业正在经历第三次系统性的改革升级。“继2000年种子法出台、2011年国发8号文发布后，本轮升级对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种业行动有关工作便全面启动。其中3月全国农业种子资源普查行动全面展开，这是新中国成来以来实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一次农业种子资源普查行动。
二季度相关工作继续稳步推进。其中，4月我国在新一轮的畜禽改良计划发布实施，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农业农村部就保护种业知识产权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到了第三季度，国家和部委层面对种业工作的部署出现提速迹象，包括国家发改委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十四五现代种业提升规划、全国推进种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家新修订的水稻玉米品种审定标准发布等，动作频频。
随着系列重点工作紧锣密鼓逐步展开，多地积极行动
其中，北京提出打造“种业之都”“农业中关村”，将连续实施现代种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到2025年，农业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北京还与河北签署合作协议，以种业科技产业为核心推动乡村振兴，围绕农作物和蔬菜开展重要品种选育和种源“卡脖子”技术联合攻关。
湖南则致力于打造“种业硅谷”，推动隆平高科向世界种业企业前五强迈进。近日，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与中信农业等签署共建协议，政企园校20家单位共建开放性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打造支撑生物种业发展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同时，集中资源优势建设岳麓实验室，按“总部+基地”建设模式，建设四大片区和若干试验基地，突出种业安全、发展、品种、育种、推广、产业六个方面的创新。计划第一期投资100亿元，力争“十四五”基本建成。
此外，天津、安徽、甘肃、宁夏等地也都纷纷出台种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包括重点推进水果、牧草等种子资源研发和攻关，加大种质资源收集和保护力度，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
在各地发力种业振兴的过程中，金融在期间正在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今年9月，江苏省银保监局在全国率先下发有关通知，要求江苏辖内的银行保险机构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持证种业企业金融需求专项对接行动，对持证种业企业逐户对接，摸清真实金融需求并做好相应服务，以期破解种业授信风险大于工业的难题。据悉，江苏目前共有农作物种业企业154家，大型畜禽种业企业50多家，全省农作物良繁基地面积150万亩，企业销售总额突破50亿元。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王灿（化名）对记者分析说，多地都在加快出台各种规划方案，从目前来看，加快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挖掘地区潜力、积极补齐短板，是重要的核心特征。
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
为什么要在当下这个时间窗口着力推进种业振兴呢？种业安全与粮食安全是受访者提到最多的直接原因。
“面对今年罕见大涝，豫晋陕三个农业大省的部分地区面临玉米秋收难和小麦播种难的双重挑战，如今寒露节已过，如果特定周期内依然不能播种，对明年小麦夏粮的影响不得不防。”这是中财产业智库官方账号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看来，新一轮的全球粮食危机可能正在逼近。“一方面，粮食生产脆弱，稳定性变差，区域间粮食安全状况差异大，粮食市场复杂多变，年度间价格波动剧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施新能源计划，也在促进谷物等消费量的快速增长。”
陈温福介绍，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粮价大幅上扬，3月IGC粮油价格指数已达到265.3，创下2014年7月以来新高。在粮价持续上涨的推动下，很多粮食进口国都受到影响。如进口依存度很高的新加坡，多数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甚至频繁出现抢购事件；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食品通胀率同比增长22%，创下15年来最高水平。
王灿认为，我国粮食总产量经过多年稳定增长以后，逐步进入平台期，不排除未来上面临更多、更复杂、更不稳定因素的可能。“尤其是少数国家垄断全球谷物贸易，应对粮食危机的难度加大。”
王灿同时强调，在做好预防的前提下，不必过度担忧。10月1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其中，非食品价格保持温和上涨趋势，体现为上游生产价格的涨价向CPI的缓慢传导。”我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效率已经越来越高，但凡出现预警因素都会快速加力应对。“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介绍，目前我国农业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做到了中国粮用中国种，同时我国水产也分别超过了75%，为粮食连续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供了保障支撑，总体上安全可控。尤其是保生存的种源上，立足国内供种是没有问题。“但从全球来看，我们有些品种有些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仍然存在差距，比如玉米大豆单产，比如规模养殖的生猪、白羽肉鸡，蔬菜进口占比也较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种业好不好、质量优不优的问题，对标农业现代化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
种子资源引进挖掘不够，育种遗传基础选择空间小，育种创新水平不足，被业内视为制约中国种业发展的掣肘性因素。
王灿介绍，现在发达国家进入了常规育种4.0阶段，我们主要处在以杂交选育为主的2.0阶段，正在向3.0迈进。“常规育种曾对我国作物生产做出重大贡献，但也存在预见性差、周期长的缺点。从阶段性来看，分子育种为3.0时代，智能设计育种为4.0时代，而我国仍处于表型选择2.0时代到分子育种3.0时代的过渡阶段。”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胡培松介绍，水稻现代育种已进入（BT+IT）4.0时代，在分子标记选择、分子设计育种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跟踪创新与初步实践。但是，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全基因组选择、机械化制种等新兴交叉领域技术研发方面，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和方法，国际竞争优势相对较弱。
这也体现在相关公司财报中。从2020年年报来看，根据wind统计数据，在A股市场中以种植类种业为主的8家上市公司中，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在约1%到8%之间，其中敦煌种业去年研发费用约700万元，占比不足0.9%。
● 作为“农业芯片”，为何A股种业公司研发支出占比在各行业逊色不少呢？原因之一与目前我们种业企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比较低有关。海南某种企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我国种业行业竞争格局尚处于多、小、散、弱局面，而龙头企业往往才会在研发投入方面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国际种业巨头的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甚至更高。我国只有隆平高科等极少数企业连续多年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在研发投入比例上接近国际领先企业水平。”
除了构筑研发优势之外，龙头种业公司还可以有效提升市场份额占比。王灿介绍，2020年国内种子市场份额前两名占比仅为5%、4%，而三种主粮种业前3名市占率也不到10%，“相比国际种业巨头CR3市场份额占比接近50%，未来上市龙头企业的市占率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这是否意味着种业企业未来重组合并有很强的必要性呢？
毛长青给出了肯定回答：“除了自主创新外，并购整合也是种业振兴重大战略方向，现在排名靠前的种业巨头，并购策略一直贯穿其发展路径。同样的，我们只有打造民族种业的航母才能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何以发力？
《种业振兴行动方案》下发在即，成为打开前述掣肘的一把钥匙，正在激活业内对于中国种业前景的新预期。
在胡培松看来，国务院2011年8号文件印发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种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表现在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子质量稳步提升；种子基地“国家队”基本建立；包括权益改革试点、良种联合攻关、种质资源普查在内的体制机制也取得重大进展等多个方面。以种子基地“国家队”为例，目前我国已经有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育制种基地，52个“两杂”制种带县，49个区域性良繁基地。
从微观企业来看，在种业发展顶层设计出台、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之下，产业育种新成果频现，种业发展步伐正在加快。
敦煌种业方面对记者介绍，2020年公司共有30个玉米新品种完成了申报和晋级，其中有2个新品种完成了国家试验程序，4个新品种完成了省级试验程序。有34个自交系及新品种完成申请保护，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也达到5个。
隆平高科今年以来
多数头部种业企业的育种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其中隆平高科跨入全球种业10强行列。荃银高科、中国种子集团、丰乐种业等企业实力也在近年来有所提升。
毛长青认为，在种业振兴过程中，种业龙头企业需要发挥排头兵作用。“一方面，在种业自主创新体系中间要发挥主体作用，包括在种子资源的整合，育种技术的革命；同时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种子资源收集利用也非常重要。”
从国际上来看，并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毛长青分析说，“研究全球种业龙头，真正的成长法宝就是两条。首先是自主创新，把自主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上；第二个就是并购，这非常有利于种子资源收集利用，全球最大的种业公司拜耳就是在逐步并购下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科技型企业。国内龙头种企也是在国内做了一系列并购，但现在显然还不够。”
王灿也认为，我国种业企业的发展呈现数量多、竞争力弱的态势，实行并购是增强种业企业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种业企业注册标准的提升对并购影响重大，我国种业企业的数量从2010年的8100多家减少到后来的3000多家，最近几年有所回升。然而，种业企业并购受到创新性强导致的技术难度、商业化导致的不稳定性、行业特点导致的财务隐患等多方面风险影响，进而带来多数种业企业并购失败。”
对于种业并购趋势，隆平高科表示，目前在政策支持及兼并重组下，国内种子龙头企业的市场集中度在不断提升。“近年来，隆平高科积极参与行业整合，在水稻、玉米、黄瓜、谷子、食葵等业务领域，陆续收购恒茂农业、惠民种业、优至种业、联创种业、巡天农业、三瑞农科等业内优秀企业，进一步奠定了在水稻作物方面的全球领先优势，并在玉米、黄瓜、谷子和食葵等作物方面成为国内市场的领跑者。未来，在国家大力推进种业振兴行动大背景下，隆平高科将继续根据发展需要参与行业资源的整合。”
仍存掣肘待解
王灿介绍，种业功能属性主要包括三个指标，一是良种的产出率，以保供给的需求；二是优质率，满足农业保质量需要；三是多样性，适应消费多样化。推进种业振兴就是要立足国内，加快提升我国种源的产出率、优质率和多样性。
三大指标的提升，都需要作为农业芯片的种子创新。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邓小明认为，我国种业创新工作存在“四重四轻”现象，一是重眼前需求轻长远规划，长期系统布局不够；二是重品种审定轻场景应用，产业导向不明；三是重项目实施轻体系建设，资源配置不优；四是重种子创新轻种业创新，全链条创新不足。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最大短板是创新要素分散、开放协同薄弱，存在产学研用对接难、项目基地平台人才融合难、协同创新跨界难和社会资本资源进入难等四大难题。包括种业创新在内的农业科技创新，仅仅是个体的单打独斗式不行的，必须更多依靠系统化、体系化的力量统筹推进，才能真正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邓小明认为。
● 那么如何破解前述掣肘呢？
杨海生认为，开源和节流是护航中国种业翻身和发展的两条路径。“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方面，我国现在的农作物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在45%，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都在60%以上，这就需要我们在粮食安全上要开源。同时，畜牧业一直是我国种业和农业产业链条下游端口的大头；而畜禽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现在在40%左右，也有很大提升空间。就是要提供通过遗传改良来提升我们畜禽良种的生产性能，提高饲料转化率，这个对粮食安全达到了节流作用。”
以生猪为例，中国料肉比转化指标最好水平在2.7：1，国外先进水平已经达到了2.5：1，据专家测算，如果我们生猪转化率（料肉比）达到先进水平，按照每年出来7亿头计算，就可以节约700万吨左右饲料粮，这一增一减对于保障我国粮食数量安全尤为重要。
毛长青认为，要缩小中外种业差距，需要我们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同步推进。“所谓生产力，指的是资源、技术、品种创新；生产关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
业内一致认可的观点是，种业振兴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系统性的工程，必须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杨海生认为，无论从育种过程还是育种周期来看，种业振兴必须要进行长远谋划，系统布局，持之以恒地推进。这绝非一朝一夕，或者是一地一域之功。在推进过程当中也要克服大干快上，马上见效的思想倾向。（责编：张骞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