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核心观点：
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在复苏趋势之中，但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复苏不均衡现象。向前看，支撑经济总量复苏的出口与房地产投资在四季度将会面临下行压力，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及消费的复苏态势仍然较为缓慢。因而，后续经济增速将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今年四季度之后。同时，考虑到未来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人民银行的加息空间并不充足，政策周期错位大概率会加剧我国资本外流以及汇率贬值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四季度择机下调政策利率，不仅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也可以为将来兼顾内外平衡创造空间，同时可以收敛日益分化的市场与政策利率的利差，增强政策利率传导的有效性。
论据一：复苏结构不均衡，四季度面临下行压力
疫后经济增速持续修复至潜在产出水平附近，但基本面复苏结构明显失衡。向前看，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四季度经济增速趋缓的压力也将逐步显现。一则，出口是去年以来总量修复的主要支撑因素，但今年四季度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二则，房地产投资增速承压，制造业与基建投资延续弱复苏。三则，消费延续弱复苏，服务性消费的复苏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四则，经济复苏在省级行政区域间的分化较为明显，中部区域相对较为薄弱。五则，总体失业率已经明显下行到了政策阈值之下，但就业结构仍需改善。
论据二：兼顾内外平衡需要提前预留政策空间
回溯来看，美国加息周期往往会加大我国资本外流以及汇率贬值的压力，而政策周期的错位无疑会加大这种压力。疫情冲击下，美联储连续下调了150BP政策利率，人民银行仅下调了30BP政策利率。若美联储未来开启加息周期，在当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仍处于下行的阶段，在出口及房地产投资增速承压的当下，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类似于2012-2015年，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前，预先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阶段下调政策利率，为后续政策操作预留空间，至少是人民银行的备择选项之一。
论据三：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
春节以来，1年期国债与MLF利差逐渐走阔，10年期国债收益率甚至与1年期MLF利率开始呈现倒挂。不可否认的是，春节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下行，主要得益于短端利率的持续下行；而短端利率下行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平稳价廉的资金环境。但在7月初资金面波动加大且资金利率明显上行的环境下，长、短端利率仍然延续了下行趋势，表明市场对于利率下行的信心较为充足。在政治局会议提出“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的要求，以及人民银行面临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期间小幅调降政策利率，不仅可以预留充足的加息空间，也可以收敛市场与政策利率的利差。
论据四：通胀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一则，当下工业品通胀主要源于外部因素与供给收缩，预计下半年将会趋于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通胀风险较小。二则，面对“三道红线”及“严查经营贷购房”等政策强压，资金难以流向房地产领域，政策宽松催生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并不大。三则，国内金融资产价格已经横盘调整多时，叠加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下调政策利率未必能够牵引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因而助推金融资产估值泡沫的风险可控。另外，市场利率维持低位也有助于降低政府融资负担。
正文
01
复苏结构不均衡，四季度面临下行压力
疫后经济增速持续修复至潜在产出水平附近，但基本面复苏结构明显失衡。向前看，结构上的不均衡问题仍将持续存在，四季度经济增速趋缓的压力也将逐步显现。
从总量层面来看，今年一、二季度实际GDP两年复合同比增速分别为5.0%、5.5%，与去年四季度6.5%的同比增速相比，已有所回落。生产法来看，主要的支撑项来源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恢复速度则相对较为缓慢。支出法来看，主要支撑项来自于出口及投资增速的快速修复，以社零为代表的的消费恢复的则较为缓慢，尤其是社零中以餐饮收入为代表的服务业消费恢复情况较差。
一则，出口是去年以来总量修复的主要支撑因素，但今年四季度可能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出口两年复合同比增速总体上是延续回落趋势，这主要源于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贸易份额的持续回落。以美国为例，2020年中国对美出口享受了份额上升和需求回升的双重推动，2020年11月以来中国所占份额持续下滑，对美出口上行主要来源于美国总需求的回升。2021年5月，中国在美国总进口的份额已经降至17%，低于2019年(18%)。
在全球贸易中份额回归常态，意味着我国出口的后续支撑将逐渐由份额的提升，切换至全球总需求的提升。展望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疫后需求端率先恢复，后续进一步带动全球总需求快速扩张的动能相对有限。但随着疫情的进一步趋缓，欧美供给端仍有很大程度的改善空间，这将对我国出口份额形成进一步的挤压。今年一季度以来，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分指数持续回落便是较好的印证。根据我们的估测，欧美等经济体将在三季度逐步实现群体免疫，预计四季度欧美等经济体的供给产能将会进一步恢复，在去年高基数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增速将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二则，房地产投资增速承压，制造业与基建投资延续弱复苏。一方面，在地产“三道红线”、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业等持续政策高压下，房地产企业的各项融资渠道多呈现不同程度下滑，叠加房地产销售增速也已呈现放缓态势，预计后续房地产增速大概率将会延续下行走势。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今年以来，无论是广义基建投资，还是狭义基建投资，一直处于相对疲弱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上半年的经济托底压力不大，以及地方政府债券的滞后发行。随着三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提速，预计基建具备较强的支撑，但考虑到政策层面对于专项债项目的监管趋严，并且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到期压力明显增大，约束地方财力扩张空间，基建投资增速的反弹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三则，消费延续弱复苏，服务性消费的复苏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疫后，社零等消费数据总体呈现缓慢复苏态势，细分来看，社零中表征商品消费的商品零售恢复较快，而表征服务性消费的餐饮收入则恢复较为缓慢，并且与疫情前的缺口较大。向前看，我们认为消费仍将呈现弱复苏态势，消费的复苏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突如其来的疫情显著提升了居民的储蓄意愿，收入信心及消费意愿的复苏将会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二是，复苏相对缓慢的服务性消费的制约不在需求端，更多源于供给端，疫情冲击下，许多以提供服务性消费为主的小微企业永久性的退出了市场，服务性消费的供给恢复也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
四则，经济复苏在省级行政区域间的分化较为明显，中部区域相对较为薄弱。我们以2021年一季度的两年复合GDP同比增速与2019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差，表征省级行政区的经济复苏情况。可以发现，截至2021年一季度，经济复苏在省级行政区域间的分化较为明显，如海南省、西藏自治区、吉林省及江苏省等四个省区的经济增速，已经恢复至2019年的经济增速水平之上；而湖北省、辽宁省、河南省及云南省等四个省区的经济增速，则距离2019年的经济增速水平仍有3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
五则，总体失业率已经明显下行到了政策阈值之下，但就业结构仍需改善。从城镇调查失业率来看，自今年2月份以来，总体失业率一直处于5.5%的政策容忍线以下。但从结构上来看，16-24岁人口与25-59岁人口的失业率自今年2月以来呈现持续分化。6月份25-59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为4.2%，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为15.4%。从季节性来看，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往年同期，6月份已经触及2020年同期。因而，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迟迟未能恢复，不仅仅要归咎于应届生毕业季的季节性走高，也有就业结构恢复不均衡的因素。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在复苏趋势之中，但复苏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向前看，支撑经济总量复苏的出口与房地产投资在四季度将会面临下行压力，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及消费的复苏态势仍然较为缓慢。因而，后续经济增速将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今年四季度之后。
另一方面，我国当前经济复苏的失衡，不仅仅体现在消费的复苏滞后于净出口与投资，服务业的复苏滞后于农业与工业，在区域与就业层面同样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至少货币政策不具备收紧的条件，至于是否需要进一步宽松，则取决于后续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与失衡情况。
02
兼顾内外平衡需要提前预留政策空间
2012-2015年，人民银行为预留充裕的政策空间，连续八次下调政策利率。回溯来看，可以看到2008年之前，中美的加息周期与降息周期基本是一致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我国经济增速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并于2009年四季度基本回到潜在增速附近。2010年7月开始，我国CPI同比增速开始持续突破3%，并于10月份突破4%，面对持续高走的通货膨胀，人民银行脱离美国政策周期开启了一轮较为独立的加息周期。
即便如此，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开始加息周期之前，我国于2012年6月开始连续8次调降政策利率，合计调降150BP。并在美国开启加息周期之后，跟随加息，虽然加息的次数及幅度远低于美国，但总体而言，并未在美国进入加息周期的时候进行与之相反的政策操作，并且在此之前，为调升政策利率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美国加息周期往往会伴随着我国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压力，政策周期的错位无疑会加大这种压力。回溯来看，2015年12月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后，由于美元升值及中美利差回落等因素，人民银行外汇占款持续大幅净流出，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贬值压力。可以看到，即便中美同时处于加息周期，但由于人民银行加息的频数与幅度均不及美联储，资本外流及汇率贬值的压力仍然难以避免，若当时中美不处于相同的政策周期，资本外流及汇率贬值的压力无疑会更大。
若美联储未来开启加息周期，人民银行存在加息的空间吗？随着美国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货币及财政政策落地传导，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美国产出缺口已经基本得到修复，失业人数明显下行，与之伴随的是各项通胀指标的持续走高。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议息会议开始释放偏鹰派的信号，根据6月FOMC会议点阵图显示，美联储预期将会在2022年开启加息的力量正在增强。虽然目前来看，美国经济的实际复苏情况可能并不支持2023年之前开启加息，但我们预计美联储将于2023年释放加息信号的概率较高。
那么，在新的加息周期中，人民银行是否留有足够的空间予以应对呢？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联储连续两次合计下调了政策利率150BP，但与此同时，人民银行仅仅将政策利率下调了30BP。在当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仍处于下行的阶段，在出口及房地产投资增速承压，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及消费复苏相对缓慢的当下，我们认为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类似于2012-2015年，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之前，预先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阶段通过降息为后续政策操作预留空间，至少是人民银行可供储备的选项之一。
03
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
10年期国债与MLF开始呈现利率倒挂，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在央行2021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及，“人民银行逐步形成了在每月月中固定时间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每日连续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的惯例，通过持续释放央行政策利率信号，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显著提高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那么，央行所说的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1年期MLF操作利率对应着怎样的市场利率呢？按照7天期OMO操作利率是DR007与R007利率中枢的原则，我们认为1年期MLF操作利率对应着1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政策利率中枢。
但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春节以来，1年期国债与MLF利差逐渐走阔，甚至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已经开始与1年期MLF操作利率呈现倒挂。不可否认的是，春节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下行，得益于短端利率的持续下行；而短端利率持续下行的动力，则来自于平稳且总体处于低位的资金环境。但在6月末、7月初资金面呈现大幅波动且资金利率明显上行的环境下，长、短端利率仍然延续了下行趋势，表明市场对于利率下行的信心较为充足。
那究竟是市场过于激进了，还是政策过于保守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形成一致的观点与预期。但在政治局会议提出“固本培元，稳定预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平均衡”要求，以及在人民银行面临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在经济增长动能面临下行压力的阶段，小幅调降政策利率，不仅可以为后期预留充足的政策空间，同样可以收敛当前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的日益走阔的利差。
04
通胀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工业品通胀主要源于外部因素与供给收缩，下半年将会逐渐趋于回落，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通胀风险较小。
一方面，由于下游消费品需求恢复较为缓慢，工业品通胀向下游消费品通胀的传导较为缓慢。可以看到，今年以来PPI同比增速大幅上行的同时，CPI同比增速一直处于较低位置。
另一方面，PPI同比增速的大幅上行，主要受到定价权在海外的原油价格同比增速的大幅上行等因素带动，国内动力煤、螺纹钢等工业品价格涨幅则主要来自于“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供给收缩预期，国内需求带动的通胀实则较为有限。向前看，我们注意到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呈现见顶回落态势，国储局也在加大储备铝、铜和锌等物资的投放力度，进而带动PPI同比增速呈现回落态势。因而，通胀因素对于货币政策的掣肘相对有限，但就我国货币政策小幅宽松而言，对通胀的推动作用预计也较为有限。
面对“三道红线”及“严查经营贷购房”等政策强压，资金难以流向房地产领域，货币政策宽松催生房地产泡沫的风险不大。
一方面，近年来，政策层面通过“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等政策措施对房地产企业融资进行强监管，可以看到，近期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多呈现收缩态势。货币政策宽松带来资金流向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并不大。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对居民通过经营贷等途径购置房产的行为，政策层面及商业银行开始进行严格的事前预防、事后处罚等监管措施。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居民中长期新增信贷已经开始呈现显著的下行趋势。考虑到目前政策层面，对于房地产企业端及居民端信贷均施行较为严格的审查及监管措施，信贷资金大幅涌入房地产领域的风险并不大。
国内金融资产价格已经横盘调整多时，叠加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下调政策利率未必能够牵引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因而金融资产估值泡沫的风险可控。今年春节以来，国内主要股指进入横盘整理期，经过近半年的横盘整理，前期所积累的估值泡沫风险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叠加现在市场利率已经走在了政策利率之前，下调政策利率未必能够牵引市场利率进一步下行，因而金融资产估值泡沫的风险可控。
市场利率维持低位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融资负担。一方面，2020年以来，财政支出中债务付息支出增速明显高于其他领域，月均债务付息额由2019年748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1008亿元(2021年月均债务付息额由前五个月的数据计算得出)。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发行量达到1.86万亿，基本达到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综合来看，当前政府融资需求较为旺盛，市场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有利于减轻政府融资负担。
总结而言，目前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仍在复苏趋势之中，但复苏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向前看，支撑经济总量复苏的出口与房地产投资在四季度将会面临下行压力，而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及消费的复苏态势仍然较为缓慢。因而，后续经济增速将会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今年四季度之后。同时，考虑到未来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人民银行的加息空间并不充足，政策周期错位大概率会加剧我国资本外流以及汇率贬值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四季度择机下调政策利率，不仅可以跨周期调节经济下行压力，也可以为将来兼顾内外平衡创造空间，同时可以收敛日益分化的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增强政策利率传导的有效性。
